文章来源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

“中国面临最大的‘灰犀牛’是经济波动和金融市场波动。”11月6日，在第7期“CF40·孙冶方读书会”上，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说。

资本市场的波动同样被《灰犀牛》作者米歇尔·渥克认为是全球面临的“灰犀牛”风险。

陆磊认为，资本市场之所以会波动，主要涉及到心理因素和行为金融学，这也是“灰犀牛”产生的一个原因。在他看来，这种波动裹胁着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的资产配置，才是最大的“灰犀牛”，“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跟这头‘灰犀牛’打交道。”

他分析，“灰犀牛”之所以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灰犀牛”会衍生“灰犀牛”。陆磊举例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就是治理金融危机必须要承担的成本。换句话说，治理掉一个“灰犀牛”，就将面临另外一个“灰犀牛”。

第三个原因是，视而不见的存在性及其现实可能性。陆磊认为，应对“灰犀牛”时往往不是视而不见，而是采取一种小心翼翼、更加融合的方式加以解决，让“灰犀牛”离我们远点。对于中国经济问题，传统产业回报率日益下降，这就带来企业违约概率上升，金融风险增加。所以他认为，“要跟时间赛跑”，并不是直接去干预这只“灰犀牛”，而是另辟一个新战场，创造新的创新性行业，形成新的增长点。

在陆磊看来，“灰犀牛”永远不会消除，而真正应该做的是将其产生的伤害降到最低。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货币*策和宏观审慎*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应该是我们面对‘灰犀牛’还有‘黑天鹅’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他说，最难的是所有人达成一致性预期时，谁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

所以，他认为，从市场经济角度，应该有一个交易对手方，这个交易对手方起到两个作用，第一，预期干预。第二，真实交易。“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很多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这就是宏观审慎的逆周期含义。”

以下为陆磊演讲实录：

由《灰犀牛》带来的六点体会

一、在这本书中说到，大多数预测都是错的，但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我也曾做过很多预测性的事，回到北京以后起码做了两年度宏观经济预测，但事后想起来很汗颜，基本上预测都是错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就是试图发现“灰犀牛”在哪里，且它会造成什么影响？换句话说，什么是主要矛盾，以及如何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即便预测是错误的，恐怕也不能阻碍我们做相关努力。

二、新技术提供新的预测能力。在读到这个观点时，给我的启发是新技术同时制造了新的“灰犀牛”。在刚才演讲中也提到了AI，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究其原因，行业已经朝着人工智能方向发展，而我们的管理是否跟得上？我们眼看着一头小犀牛变成大犀牛，请注意，我在这儿说的是风险，不是损失，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但是的的确确它存在，所以毫无疑问我们要分析它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拖延有的时候是唯一或者是不得已的选择。书中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符合人类社会面对问题时候的抉择。各种各样的历史书中，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议会，还是罗马时期的决策，还是中国的决策，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国面对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时候采取的选择，往往具有滞后性。为什么会有滞后性？这是因为每个人、每个学派、每一种观点都不一致，要形成共识很难。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拖延可能避免了某种成本，或者试图避免某种成本，因为针对一个问题提出应对方案，往往意味着改革，而改革是要付成本的，有时候对于成本付出的担忧或者不乐意也是导致拖延的问题。

四、正确定义“灰犀牛”危机的类型，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给出应对“灰犀牛”的相应方案。所以是否应该与时俱进地提供中立的最佳方案？其实，有的时候没有最佳方案，包括中国在做金融风险预测、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最佳的改革方案或者最佳的管理模式。正如米歇尔·渥克提到的，可以观察到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往回退，金融危机以后加强监管，但一定程度上加强监管也有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定义“灰犀牛”，相信自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五、改革是要分步骤、分部分进行的，要考虑长远。从这个意义出发，即便我们不能一劳永逸，起码也能往前推进一小步，也许是某种程度的改进。

六、数据体系和信息系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对我们分析“灰犀牛”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块头，离它到底有多远，它突然奔跑过来的概率有多高，很有帮助。但是很遗憾，中国在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还非常非常落后，比如我们观察到的很多问题并不能依靠现有数据系统来获得，所以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才强调加强综合统计建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的是，能否做到实时识别，而依靠传统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这种事后性手段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这也是当今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恐怕我们很难视而不见。

如何看待“灰犀牛”？

一如果把“灰犀牛”定义成系统性风险，那什么是系统性风险？所谓的系统性风险无非两种，一种是别人出事了，而这种事是颠覆性的，会对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就中国而言，毫无疑问中国曾遭受到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年全球金融风暴的侵袭，而这两件事并不是在中国发生的，但是它对我们在经济、金融、资产配置、汇率、资本流动等各方面都构成了影响。这种危机是很容易形成共识的，无论是年以后还是年后的几年，中国实际上比较成功地应对了外部危机的冲击，尽管它很大。

但是真正应该注意的是另外一种“灰犀牛”，也就是自身原因所形成的风险，它很难应付。这种风险往往是伴随着做好事形成的“灰犀牛”，比如，互联网金融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毫无疑问带来了风险，甚至裹胁几十万几百亿资金打了水漂。回想一下，互联网金融是否在最初是我们应该正面判断给予的创新？所以当风险来临时，人的思想要转这个弯是很难的。

二、资产管理机构对资产收入的影响和给金融市场造成的刚性兑付问题。最初，资产管理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创新，由于监管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和国际接轨，在国际上资产管理是方兴未艾的行业。在这样的行业当中我们是否对风险进行了足够的衡量？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