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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第六篇明辨篇

再放大到儒家仁治学说整体看，以教化正人心、善风气，形成一种具有自我繁衍性的、席卷所有国民的“礼义廉耻”文化，法治、赏罚都是多余的手段。但是，这个设想在现实历史中从未整体性实现过。所以这个就叫“在应然世界里，儒家治本，法家治末”。

五、烛过诬赵简子

故事：烛过谏赵简子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击鼓奋进，然而战士却不响应。简子扔了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我听说：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是这些民众。献公死了，惠公即位，他荒淫无度，残暴昏乱，喜欢美女，秦人肆意入侵，打到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得到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击鼓奋进，战士闻声响应，打了个大胜仗。简子说：“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出自《难二》）

议论：烛过诬赵简子

或曰：行人未有以说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败，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见所以用人也。简子未可以速去盾、橹也。严亲在围，轻犯矢石，孝子之所爱亲也。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爱亲也，是行人之诬也。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长行徇上，数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将众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数，而道乎百无失人之行，人未知众之道也。（出自《难二》）

韩非子认为行人烛过没有讲出有价值的话。烛过讲晋国人在献公手里战无不胜，在惠公手里丧土辱国，在文公手里称霸诸侯，却没有发现他们是如何用人招致失败或称霸的。赵简子亲自在一线击鼓，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是很危险的。儿子冒着石林箭雨拼死去救被围困的父亲，一百个里面才有一个。现在认为主君处于危险中兵士还可以战斗，就是认为从各家各户来的士兵对主君都能像孝子热爱父亲一样去拼命，这是烛过的欺骗。

好利恶害是人之天性，对士兵奖赏丰厚且言出必行，就有战斗力；治*严明处罚严厉且有过必罚，士兵就不敢败逃。期望依靠士兵因高尚的情操而愿为主君拼死，现实中出现这些情况的概率是很低的；喜利畏罪，没有人不是这样的。统兵的人不采用具有必然性的方法，而寄希望于具有非常不确性的高尚行为，这是不知兵。

韩非子通过对烛过和赵简子的批评，表达他的治国理念，依靠精神性的忠孝自觉性治国治*，是不可掌控、不靠谱的；依靠信赏必罚才是可把控的、确定性的治国治*方法。

精神性力量虽然不如赏罚驱动产生的利益性力量更好驾驭，但毕竟也是有它的效用的，韩非子不该完全否定精神性力量，二者不是不可以共同发挥作用的。另外，赵简子前线击鼓的作用，我想更多不是来自士兵因对主君的爱而拼死战斗，而是主将身先士卒的鼓舞作用，更好地调动了士气而已。*队打仗和日常治国不一样，战场上即时性的士气对双方胜败的影响很大。

我认为，韩非子主要是处于对儒家以德治名义乱法、务虚有余而务实不足而愤懑；但其没有必要将之一棍子打死，唤起和利用道德的力量时，使后者不破前者的红线即可两相发挥作用。

立法时不仅考虑人们的利益需求，还考虑人们的精神性需求和道德性诉求，让法治本身就含有道德的、仁爱的考虑，是把法治和仁治结合的最好模式。不过《韩非子》全书对立法环节的